永远不能遗忘的女县委书记——金维映

金维映在赣南中央苏区时，众人爱称她为“阿金”，当年27岁。金维映先后担任于都和胜利两县的县委书记，她和李坚真（长汀县委书记）是当时中央苏区仅有的两位女县委书记。

金维映任于都县委书记时，办公地点设在于都县城肖家祠。20世纪60年代，作者在于都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参加过苏区老红军座谈会，获悉金维映在肖家祠召开的党团员代表大会上，她所做的政治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深入浅出，朴实生动，使工农干部很快领会了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和步骤，从而以高昂的热情投入战斗。当时，有不少干部没有文化，缺乏工作经验，金维映就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文化，提高工作能力。她说：“不识字，可以学，一天学一个，一年就可识360多个字。”

1931年11月，中央派金维映接任红二十二军军长刘畴西主持于都县委工作，并决定召开中共于都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县委。同月，中共于都县第二次党代会在县城肖家祠召开，金维映当选为县委书记。

于都岭背区，情况比较复杂，革命政权力量薄弱，工作局面一时开展不起来，金维映就到该区蹲点，指导区委工作。在那里，她带领区干部消灭了一伙企图颠覆红色政权的反革命武装，金维映缴获各种枪支43支。解放初期，岭背乡的一位老农谢地长生记忆犹新，说金书记穿着一身红军服装，腰间挎支驳壳枪，骑一匹枣红色马，真是“飒爽英姿”。

1932年8月，金维映被调任胜利县委书记，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立下汗马功劳。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31岁的金维映被编入由李维汉司令员兼政委的军委第二纵队（“红章纵队”），从瑞金向于都集结，然后渡过于都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38年后，1972年12月7日，邓小平偕同卓林来到于都。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熹，县公安局长于学彦等，陪同邓小平夫妇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于都县博物馆”前身）参观。当时，本文作者在县文化馆工作，县文化馆（现“县妇保院”南边）与县纪念馆（现“长征文化馆”馆址）相隔才二三十米远。这天上午9时许，只见公安保卫人员站了一圈，随即几辆小车停在文化馆与纪念馆邻近的开阔地上，从车上走下一些人，因为他们背向我们，一时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人，总的是不小的首长。待他们参观离开后，县纪念馆馆长张德美说：“是邓小平同志来纪念馆参观。”

张馆长回忆小平同志参观的情景：纪念馆的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9次来于都的史迹，同时还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是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当看到苏区中共于都县委机关旧址照片时，邓小平停下，转头对旁边陪同的县委领导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纪念馆工作人员连忙回答：“对，她叫阿金！”其实，在场的人都清楚，“阿金”就是金维映（李铁映的母亲），是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的妻子。陪同参观的同志后来回忆起，邓小平回到招待所休息时还说了一句：“你们县委有一位书记是女的。”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父亲和阿金是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同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1933年5月，邓小平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在他遭受批判后，1933年，阿金离开了他。”

作者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金维映的报告文学，经过一番努力，更多的资料在于都难以搜集。因而，2007年5月1日，作者偕家人前往浙江省岱山县瞻仰金维映故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闻讯我们是从于都来的，他们热情地接待并赠送了一套有关金维映的资料，现选择部分文字和图片，转载奉献读者。  

一

金维映，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人，1904年出生，原名金爱卿，又名金志成，参加革命后，同志们爱称她阿金或阿金姐。其父金荣贵与人合伙在镇上开小米店谋生，母亲虞阿英是一位勤劳、贤惠善良的农妇，虽未受过文化教育，但为人通情达理，乡亲们亲昵地称她为“师爷婆婆”。父母的言传身教，从小就给金维映以良好的影响。金维映4岁，其弟金定出生，一家4口，主要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糊口，生活勉强维持。

1910年，金维映6岁，舟山群岛遭受了有史以来的重灾荒，父亲经营的小米店倒闭，逼于生计，金维映便由父亲送回镇海老家，跟随叔父、婶娘靠扎纸花、制作锡箔等祭祀用品赚点钱补贴家用。幼小的金维映饱受了人间的冷暖，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12年，父亲受人之托，到县城定海公民招待所当账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父母迁移到定海居住后，便把金维映接到身边。就在这时，离公民招待所不远的土地祠开办了一所实行现代教育的小学——定海县立女子小学（以下简称“女小”），校长沈毅是舟山享有盛名的爱国进步人士。金维映哭闹着也要去读书，父母拗不过她，于次年9月，送她去入学。

金维映天资聪慧，读书又非常用功，各门功课均名列全班前茅，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清王朝虽然已被推翻，但人人脑后还垂着辫子，就是“女小”的学生们绝大多数还是缠着“三寸金莲”上洋学堂。沈校长下决心革除垂辫、缠足这两大封建主义象征物的命。金维映带头剪掉发辫，放开裹脚，并与要好同学王亚璋等一起，到县城繁市闹区演讲，振臂高呼。她的这一举动，赢得了沈校长的喜爱和看重，沈校长把她认作干女儿。从此，每当革命风潮波及舟山群岛，沈校长和金维映、王亚璋等进步师生便闻风而动，率先响应，使“女小”成为舟山革命和进步的发源地。

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女小”，师生组成铁血队，由金维映、王亚璋带领上街游行。“五四”运动波及舟山，她们又走上街头宣讲民主革命思想，散发传单。在这些斗争中，金维映成为“女小”的风云人物。金维映“女小”毕业后，由沈校长把她送到宁波师范学校学习幼稚教育，学成后回到“女小”担任幼稚班老师。这时的金维映已成为一位俊俏苗条的南国女子，她立志要像沈校长那样，终身为女子教育而奋斗，并抱定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金志成。

                    二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集中了一批党的杰出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王亚璋到上海大学学习，假期，她回来看望沈校长和金维映，兴奋地讲述上海的所见所闻。通过她，金维映结识了瞿秋白、杨之华、郭沫若、项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她被这些人的言谈所打动，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消息传到舟山，当地人民无不义愤填膺，金维映于当日代表“女小”起草了致上海学生联合会的通电：“上海学生联合会诸君鉴：“西捕抢杀我无辜同胞，帝国主义者如此蛮横，直同野兽，凡属血气之伦，谁不发指眦裂，务稀贵会再接再厉，奋斗到底，收回租界，涤除污点，不达目的不止。同人等誓为诸君后盾，特此电闻。”次日一早，她又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到工厂、农村发动各界募捐支援。后来，她又和沈校长一起秘密地掩护在上海被反动军警刺伤头部的林仲丹和患肺结核的李求实到舟山养伤治病。

1926年，宁波党组织派人到定海发展党员。同年10月，金维映由邬凤英和王士宏(声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成为舟山群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定海独立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这时，正值大革命高潮时期，金维映按照党的指示，参与了国民党定海县党部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县党部宣传部长。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万润锅厂成立了工会。1927年3月1日，成立了定海县总工会。工人们在工会的组织领导下，向资方展开了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增加薪金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给工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1927年春，中共宁波地委指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开展盐民运动，并决定首先在岱山打开突破口。金维映负责制定了运动发动计划，并和王士宏一起，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岱西茶前村开展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成立了10个村的盐民协会。3月12日，万余名盐民集结东屿宫，庆祝岱山盐民协会成立。会上，金维映以国民党定海县党部宣传部长的身份发表演讲。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长达10里。金维映身背大刀，英姿飒爽，前后奔走，不时带领盐民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声震海天。

由于金维映工作很出色，她和王仕宏被宁波地委领导同志誉为“定海两女将”。

蒋介石发动“四 · 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定海党组织和盐民协会受到严重威胁。金维映因在当地影响很大，组织上决定她迅速转移至宁波。她到宁波后，不顾敌人的通缉，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被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任凭敌人严厉拷打和各种引诱，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英勇机智地与敌人斗争。后来，她的父亲回到老家，变卖了家产，并凭借多年来与当地一些上层人物的关系，多方疏通，才将她保释出来。舟山已无立身之地，她就回到镇海老家避居。时隔不久，金维映奉命去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这一别，她再也没有回故乡。

                   三

金维映到上海后，在小学找到一个教书的位置，以此作掩护，先是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妇委工作。1929年6月，接替蔡畅担任江苏省委妇委书记。1930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为执行当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定组织一次全市(上海)性的大罢工，金维映受命担任上海丝织业党团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下称“丝委”)书记，负责全市104家丝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金维映日夜奔走于各丝厂之间，鼓动和组织工人罢工。

1931年春夏间，中共特科负责人叛变，国民党展开对中共核心领导人的追捕，中央在周恩来精心策划、布局下，迅速转移、撤退，重组中央，躲过了一劫难。

党的大批骨干被迫撤离上海，转移苏区。临行前，金维映的弟弟金水定恰从镇海来上海，请姐姐参加自己的婚礼。金维映只有这一个弟弟，姐弟感情挚爱，但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金维映告诉弟弟，自己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地方，你的婚礼我来不及参加了。她拿出平时节省下来的20块大洋，让弟弟添置点东西。金维映忍痛与亲人告别，踏上了去中央苏区的艰难行程。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金维映等人一起，从上海乘船出发，经由广东汕头、潮州、大埔及福建的永定、上杭、长汀等地，抵达江西瑞金。这条路是鲜血铸成的革命小道，连接着中央和苏区。

四

跋山涉水，迂回曲折，金维映穿过敌人重重封锁，终于进入红色天地——江西赣南中央苏区。挣脱出阴森恐怖、虎狼当道的白色世界，投入革命大家庭的怀抱。这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金维映。

在中央苏区，金维映先后担任于都和胜利两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的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她和李坚真（长汀县委书记）是当时中央苏区仅有的两位女县委书记。那时，一切工作的中心都围绕着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于都肖家祠召开的党团员代表大会上，金维映所做的政治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深入浅出，朴实生动，使工农干部很快领会了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和步骤，从而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工作，充分展示了她善于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才干。当时，有不少干部没有文化，缺乏工作经验，金维映就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文化，提高工作能力。她说：“不识字，可以学，一天学一个，一年就可识360多个字。”

当年，于都岭背区情况比较复杂，革命政权力量薄弱，工作一时开展不起来，金维映就到该区蹲点，指导区委工作。在那里，她带领区干部消灭了一伙企图颠覆红色政权的反革命武装，金维映缴获各种枪支43支，金维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卓越的女革命家。

1932年8月，金维映被调任胜利县县委书记。此时正值蒋介石组织五六十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枪炮隆隆，弹雨飞飞，难分昏和晓。在反“围剿”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金维映领导县委积极动员群众参军，保卫家园，筹集粮草，支战拥军。1931年12月26日，红三军七师和九师展开围攻马安上宝土围的战斗。上宝土围，建于清咸丰年间，墙高围宽，占地0.75 平方公里，易守难攻。内有钟楷瑞的靖卫团和一些土豪劣绅盘踞。围攻上宝期间，在南昌的雩都旅省同乡会，电请蒋介石派飞机空援。飞机4 次空投弹药物品，大部分落于围外为红军所获。1932 年1月22日 ，红军终于攻克上宝土围，活捉土豪劣绅170余人，俘靖卫团400 人，缴获步枪400余支，救出被裹胁的群众5000 余人。

1933年6月，金维映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组织科长。她的工作任务是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她总是穿着一身蓝色紧袖列宁装，胸前的3个铜扣子闪闪发光，腰间系一条皮带，小腿上扎着绑腿，脚上穿着草鞋，头上留着齐耳短发，头戴一顶八角帽，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闪着亮光，显得清秀、精神；她讲话声音清脆而响亮，行动利索、敏捷，使人一望便知她是个精明干练的红军指挥员。

1933年10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党中央下令动员苏区人民积极参军，支援前线。金维映被调任瑞金突击队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为了扩红运动的需要，金维映与中央机关的许多干部一起深入到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奔波着。她始终像一团火，燃起大家革命的烈焰。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关头，以她杰出的才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称赞。

1934年1月10日，《红色中华》刊出：“送给瑞金突击队的优胜者的红匾中，她被列为第二名，上面写道：金维映，瑞金突击队总队长，领导瑞金超过原定数目(1500人)七十余名。”在同一天公布的《党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为了教育和动员全党同志，迅速完成动员计划，对于先进区县的领导者——兴国县委、兴国总政治部突击队、瑞金中央突击队等单位，应给予扩大红军模范的奖旗，并将各突击队领导者的名字，如谢名仁、罗荣桓、金维映、罗迈(李维汉)、赖作昌、杨保康、毛泽覃等，放在各级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中作为经验，教育全党。”金维映不仅受到表彰，还因此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中，赞扬了瑞金县的扩红工作。他说：“瑞金这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他们在中央局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从12月1日起，在一个半月中间，扩大了近4000人，因为他们应用了正确的方法，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所以得到这样的成绩，成为这次全苏扩大红军突击队运动的第一个优胜者。”

              五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金维映随同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然后踏上长征的漫漫征程。  

红一方面军共有30位女同志参加长征，被编入中央各直属机关组成的“红章纵队”，李维汉是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纵队司令部下设一个地方工作部，其任务是在长征途中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征集粮食，宣传革命，金维映就在这个部工作。工作虽然艰苦，但金维映总是积极、踏实地干，加上她有经验，有办法，工作得十分出色。后来，中央卫生部为照顾一些体弱多病的领导同志，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金维映被调到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兼秘书。每次行军出发前，她总要动员，鼓舞大家的士气。她小时候缠过脚，走起路来比较困难，但在行军途中，当有的同志走不动时，她总是抢着帮助这些同志背东西，或扶着他们赶路，到了宿营地，她又做群众工作，又安顿同志们的吃住。她的吃苦耐劳和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许多年轻的同志，同志们一致夸她，说她是从城市里来的女同志，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能够这样坚强，确实不易。

长征到达陕北后，金维映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的职务。1936年9月，她在保安生下一个男孩子，他就是李铁映。尽管李维汉和她都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但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工作和学习，金维映就把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寄放在一位农民家抚养。1937年，党中央迁到延安，金维映和李维汉在杨家岭山坡的窑洞里安了家。至此，才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活。在这里，金维映抓紧学习革命理论，常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一起，在红军大学听毛主席讲课。不久，到延安来学习和参加革命的青年日益增多，党中央决定将红军大学改编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金维映有白区工作的经验，组织上将她调到抗大，担任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队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全国革命青年纷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到抗大来学习的青年越来越多，抗大应接不暇，党中央又决定成立陕北公学。1938年春，金维映调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校长成仿吾，党组书记李维汉。在学校工作给金维映提供了一个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提高文化素养的好机会，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然而，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生活又十分艰苦，健康遭到严重损害，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病和学习。

              六

到了苏联后，金维映改名为妮达。一开始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里，后来，又搬到离莫斯科大约60华里的地方。因班里不准成立党支部，她与方志纯等一起，成立了一个学委会，实际上就是党的组织。金维映学习非常用功，学习成绩好，她从不自满。她不仅和中国来的同志相处得很好，而且与共产国际党校工作的人相处得也很融洽，对几位烈士的后代，如慈母一般。1939年底，她突然病了，开始病情不太严重，还能坚持学习，到1940年上半年，病情越来越严重。她仍坚持学习半年，约在1940年底，党组织把她送进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治疗。谁知，这一去竟永无复返了。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金维映不幸在战乱中牺牲，时年仅37岁。

金维映牺牲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了解她的确切生世和籍贯，家乡的人民也不知道她后来的去向和生世。1979年，李维汉托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芳帮助查找金维映籍贯和亲人。历史的风尘终究不能淹没一位战士的足迹，经过县党史办同志的努力，终于查证到金维映即是大革命时期“定海两女将”之一的金爱卿。尔后，人们对金维映的生平才有了比较准确、完整的了解。1983年冬，李铁映因公来浙江，顺道来到他母亲故乡——岱山岛，探望他母亲的故居，挥笔写下三个字：“金维映”，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深深怀念和对她革命一生的崇敬之情。

2004年，在金维映烈士诞辰百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 平，委托省委副书记乔传秀与会作书面发言：“金维映烈士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浙江人民的好儿女。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金维映烈士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选自微信公众号《长征文物》，作者：曹景正；供稿：于都县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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